《金瓶梅》中性描写有很多，兰陵笑笑生如花的妙笔，将这床笫之间的奇特景象写得格外唯美，相比如今网络上淫词艳调等粗糙泛滥的低级趣味描写，这一点实在是让后人敬佩和学习，在众多的性描写中，甚至在描写性虐待中，《金瓶梅》可以说写出了文化的味道。
《金瓶梅》描写性虐待的位置不算太多，最有代表性，最令人难忘的当属西门庆与潘金莲的“投肉壶”游戏，西门庆与潘金莲经历了多少次的床笫交欢，似乎双方都有了一些性心理变态，一味追求新鲜刺激。
“投肉壶”之事发生在《金瓶梅》第二十七回里，西门庆与李瓶儿做爱，恰巧让潘金莲看到了，后来，又与潘金莲在葡萄架下投壶耍子，潘金莲心中本来就有气，不怎么搭理西门庆来着，这下西门庆可用上了手段，书中如此写道：“于是剩着酒兴，亦脱去上下衣，坐在一凉墩上，先将脚指挑弄其花心，挑的淫精流出，如蜗之吐涎，一面又将妇人红绣花鞋儿摘取下来，戏把他两条脚带解下来，拴其双足，吊在两边葡萄架儿上，如金龙探爪相似，使牝户大张，红钩赤露，鸡舌内吐。”
接下来的事情，书中曾经如此写道：“春梅见妇人两腿拴吊在架上，便说道：‘不知你每甚么张致!大青天白日里，一时人来撞见，怪模怪样的。’……西门庆道：“小油嘴，看我投个肉壶，名唤金弹打银鹅，你瞧，若打中一弹，我吃一钟酒。”于是向冰碗内取了枚玉黄李子，向妇人牝中，一连打了三个，皆中花心。”
说白了，就是西门庆先将潘金莲的两只腿绑在葡萄架上，再用李子掷入潘金莲张开的阴户之中，还让春梅在旁边做裁判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投肉壶”，而且西门庆三投三中，西门庆将这个玩法称之为“金弹投银鹅”，这种性虐待的玩法，潘金莲是受不了的，于是她只得向西门庆求饶。
其实，投壶这种游戏并不是西门庆发明的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投壶就已经开始在贵族中盛行了，直到明清时期，这个游戏依然还有市场，最基本的玩法便是把箭向壶里投，投中多的为胜，负者照规定的杯数喝酒，非常简单。
《礼记》中还专门设有“投壶”的章节，曾言：“投壶者，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。”可见，投壶除了是一种游戏，还是一种礼仪，也正是因为这是“古礼”，所以投壶主要流行于社会上层人士之中。
据传，这项游戏在宋代时，大文豪司马光不满意投壶逐渐娱乐化的现象，就对投壶这项游戏重新进行了规范和变革，司马光曾经说道：“投壶可以治心，可以修身，可以为国，可以观人。何以言之?夫投壶者不使之过，亦不使之不及，所以为中也。不使之偏波流散，所以为正也。中正，道之根底也。”
西门庆可以说对这项游戏进行了改革，“壶”变成了潘金莲的阴户，“箭”变成了春梅准备的玉黄李子，这项代表“古礼”的游戏变成了是性虐待、性淫乱的表现，如果说是西门庆将投壶赋予了情色的涵义，那倒未必。
《左传》中曾经记载，春秋时期“中行穆子相晋侯投壶而生子”，这里的“投壶”即寓有生殖、性的内容，至魏晋时期之后，投壶逐渐娱乐化，这也就是宋代司马光要规范投壶游戏的原因，以求“复礼”，但是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投壶游戏越来越娱乐化，司马光的变革似乎没有成功。
其实像西门庆与潘金莲这样的“投肉壶”游戏，在明代的很多戏曲中都有所体现，明代著名文学家汤显祖的《紫箫记》中就有“沉李浮瓜”的桥段，诸如《南柯梦记》中也有狂欢淫乐的表现，可见，这种性虐待的方式，在明代还是被广泛接受的，而且在社会上层应该还比较普遍。
其实，结合明代的社会大环境分析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明朝中后期，商品经济发展非常快，特别是在江南一带，已经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，雇佣关系也已经基本构建，多种类型的商品集散中心——市镇，也在逐渐形成，这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谓的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生产力相对于以前，有了质的飞跃。
商品经济的发展，给人们带来了财富，所谓“保暖思淫欲”，有钱人家豪门大户过着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的日子，只有有了物质生活的充实，人们才会去追求精神生活，去享受发泄欲望带给自己的快感，想像一下秦淮河畔，多少文人墨客，风流人物在那里流连忘返，可见，“狎妓”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风尚潮流，而“投肉壶”自然是男女床笫之间的玩法之一。
还有一点，就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，在明清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，妇女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像潘金莲、李瓶儿、春梅等，也只是西门庆发泄欲望的玩物，以及生儿育女的工具，她们的悲剧是社会制度造成的。
《金瓶梅》所折射的是中国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现状，其中西门庆是一个靠贩卖药材发家的大商人，非常有钱，而且和上层高官还保持着密切关系的，因此，他完全有资本，也有能力过着“三妻四妾”的生活，诸如“投肉壶”这种荒淫的生活方式，发生在他和他的女人身上，是在正常不过的了。
但是，如此荒淫无道，走向覆灭是必然的，西门庆、潘金莲等人最终还是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，因为，这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，时代的悲剧，导致了个人的悲剧，却成就了《金瓶梅》这部伟大著作。
